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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百年诞辰: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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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5年07月02日 文章来源:鸭绿江网

  一、谁是顾准?

  1915年7月1日,顾准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尽管家庭贫困,但顾准凭借自己极高的天分很快在上海滩打出一片天地。

  不满20岁,顾准已经是上海有名的会计专家。事业上的成就本可让他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但目睹民族危亡并出于英雄情结,顾准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5年,在参加一系列外围进步组织之后,顾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忠诚而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顾准先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洛阳工程局局长等职务,以党国高官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建设。

  不过他的仕途并不顺利,1952年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销财政局局长职务,而在洛阳工程局工作时又因为(属下)工作失误而去职。

  1955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他厄运的开始。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顾准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右派分子。在此期间,顾准被下放农村劳动,受到红卫兵毒打,妻子自杀身亡,子女拒不相认。但正是在同一时期,他研读数学、经济学、历史以及哲学并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通过研究,顾准反思中国传统以及革命生涯,分析世界大势和中国前途。

  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文革结束,仅留给朋友吴敬琏先生“待机守时”四个字之后便于1974年溘然长逝。

  在改革开放初期,顾准得到平反并恢复名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他一系列作品和笔记的整理出版,顾准思想曾短暂地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关注焦点。

  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国内学者视野的相对扩大,顾准的思想渐渐淡出了学界主流,只有每年零星但内容重复的纪念和回忆文章提醒我们顾准先生作为“先行者”的存在。

  二、相关争议

  不可否认的是,为顾准撰写纪念文章的多数是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人士。在他们眼里,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一来他批评建国前三十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来反思理想主义乌托邦及其造成的灾难。在朱学勤先生的《地狱里的思考》一文中,他称赞顾准破除了意识形态神话,积极反对专制主义(《顾准寻思录》,pp.47-58)。其他自由主义者或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都倾向于将顾准树立为他们的前辈。对他们来说,顾准是文革万马齐喑的专制氛围中为数不多的思想深邃的反抗者。

  而正是自由主义者对顾准的“塑造”,引来了政治和学术上的双重争议。学者林贤治先生对顾准的自由主义定位提出质疑。他在顾准的《新生日记》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顾准。这个顾准热情讴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此林贤治认为顾准感染了文革狂热病,并且病得不轻。林的质疑直指将顾准塑造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代言人的合理性(《顾准寻思录》,pp.251-255)。

  而在学术上,受过海外学术训练的学者指责顾准学术的“业余性”。仲维光认为顾准在对希腊城邦制度进行研究时其材料来自通俗读物,不符合学术规范。他甚至嘲笑道,顾准的做法定会让西方学术界哭笑不得。更加伤人的是,他认为顾准缺乏专业的哲学素养,甚至他对“经验主义”的理解没有超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水平。这一类质疑诉诸于学术,认为顾准掌握的材料有限,同时很难逃过马列宣传的长期影响[1]。

  蒋贤斌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顾准研究专家。在《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一文中,他呼吁学界在顾准研究中既要防止简约化贴标签的做法(比如自由主义者的做法),也要反对将顾准作品单独拎出来进行去历史化评判的倾向(比如仲维光的做法)。蒋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后出版为《出走——顾准思想研究》)。也许王元化先生说得最好,“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而只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抢过来,忙于给顾准定性,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断言他是什么什么主义,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 《顾准全传》,p. 5)。

  今年正值顾准先生诞辰100周年,笔者决心在重读顾准作品以及各种二手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一篇纪念文章,既表达对前辈学人的哀思之情,也为顾准研究(包括顾准意图进行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按照赵人伟先生的回忆,自负才高的顾准说自己能够拿数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三个博士[2]。本文首先从哲学,历史以及经济学的角度对顾准作品的学术水平进行重新评价。其次,本文将突破对顾准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简单定位,认为顾准属于传统文化中“国士”。第三,在一个各种政治大帽子满天飞的喧嚣时代,顾准为政治立场迥异的各类人群提供了榜样。最后,顾准先生曾经有一个研究中西方历史的宏大研究计划,意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了反思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历程,为了严肃对待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文明碰撞,也为了在此基础上重新返回文明的精神源头,促成“古老思想和理想强有力的再生”[3],对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在我看来也许是延续他的中西比较研究计划。

  三、学者顾准

  经陈敏之先生精心整理后发表的《顾准文集》代表了顾准学术思想的精华,其中包括“希腊城邦制度”研究以及总题被命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一系列通信。另外,顾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发表过一些经济学论文,讨论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价值规律的可能性。可是,仅仅从这些已经发表的、并且脍炙人口的文章出发还难以把握顾准思想的深刻之处。实际上,顾准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些后来经过整理出版为《顾准笔记》一书。尽管这些笔记常不为人所知,但它们从哲学到经济学包罗万象,既有对其他学派的批评和质疑,也有对实际事务的思考和讨论。这些笔记(即《顾准笔记》)和已发表的较为完整的顾准作品(即《顾准文集》)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理解顾准学术思想的关键。顾准从革命,建设再到落难的丰富人生,不仅为他的研究增添了神圣而悲壮的色彩,也带来了生活舒适安逸的当代学界所不能体会的厚重和深沉。

  1. 顾准的哲学思考

  根据他的《北京日记》显示,晚年的顾准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不一而足。此外,顾准的笔记显示他曾经认真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北京的哲学阅读以及《马恩全集》构成了顾准哲学思考的主要材料。就主题而言,他思考的主要对象是哲学或认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唯理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关系[4]。但是,顾准的兴趣点显然不在于认识论,而在于政治。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十分粗浅地说,唯理主义主张人的思维能够直接把握实在,比如柏拉图认为思维能够洞见完美的理念,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强调理性能够把握所有真理的前提条件,黑格尔认为理性代表了所谓历史的绝对目的;与此针锋相对,经验主义对思维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经验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所谓柏拉图式理念等等全部来自于经验世界,思维没有感觉的帮助不能发现任何东西。同时,经验主义传统对黑格尔式的“理性”历史哲学毫无兴趣。

  如前文所述,顾准对哲学的兴趣来自于他对自身革命理想的关切。正因为如此,顾准极少讨论纯正的认识论问题,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理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5]。顾准认为,唯理主义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他为历史设定了绝对目的。进一步,“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顾准文集》,p.405)。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只是基督教绝对真理理论的哲学化而已。

  顾准认为研究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忽略基督教的影响。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前提下,顾准断言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分别是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这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不谋而合)。而这两者在其哲学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像尼采一样,顾准断言,“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同上,p.244)。同时,亚里士多德学说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知识基础。

  顾准讨论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思想通过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如果说黑格尔从基督教思想中吸取了历史的绝对目的一说,马克思则将培根的经验主义精神加入到了抽象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黑格尔哲学乃至基督教神学的衣钵,“辩证法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顾准文集》,p.408)。在这里顾准甚至做了一些思想史的考察,他认为:

  “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一生中几乎只限于写《神圣家族》那个时期,亦即《费尔巴哈论》里所说的‘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的那个时期。在这个极短的时期中,马克思几乎完全否定了唯理主义,几乎完全跟后来恩格斯称之为机械唯物论的英法唯物论走。”(同上,p.409)

  马克思从来没有批评黑格尔哲学中的根本命题,这提示顾准“马克思按其本性来讲是唯理主义的”(同上,p. 409)。顾准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社会学经验研究上的博大精深所折服;但他自己非常明白,尽管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唯理主义,但“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同上,p.411)。顾准如此描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撷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的哲学,也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同上,p.411)。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理主义到底表现在何处呢? 顾准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是取自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命题,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1) 历史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发展;

  (2) 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什么A=A,判断,推论之类的“思维规律”,而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验的东西;(同上,p.414)

  到了这里,我们无法不佩服顾准的睿智!他通过自己对马恩全集及相关哲学著作的研读,已经达到了现代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即基督教,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比如著名哲学家阿兰蒂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作品《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准的赞美者和批评者(除了朱学勤之外)中居然极少有人准确阐释了顾准的这个结论。

  顾准进一步分析了唯理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第一方面即为当今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唯理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联系。首当其冲者自然是黑格尔哲学。顾准指出:

  “达到真善一致,其实际的道路也是铺得十分平坦的。——赞美法国大革命的黑格尔,只要在《法哲学》上论证普鲁士王国的合于大革命的原则,‘真善一致’就达到了”(同上,p.412)。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这位“内心蕴藏‘革命愤火’的哲学家,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同上,p.413)。顾准的这个批评让我们想起罗素对黑格尔哲学的指责。罗素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的理论如果成立将能够为任何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国家辩护。

  既然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黑格尔哲学的精髓,它在苏联和中国的教条化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便可以预见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权力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压制异己思想。这种做法既窒息了科学研究,又压制了民主政治。顾准认为,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是相当荒谬的做法。实际上,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套多元主义哲学,保证各种思想互相碰撞。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顾准认为恩格斯的作品以及后来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要为此付很大责任。恩格斯的自然哲学作品居然意图用一套新的哲学指导科学,这简直令人笑掉大牙。而在另一方面,顾准甚至直指列宁主义是修正主义,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顾准笔记》,p.634)。

  除了挖掘出教条化的唯理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之间的联系,顾准也指出了活跃的经验主义以及多元主义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由于经验主义一般不预设任何绝对真理,有助于实现良好的讨论氛围,并促进科学的发展。顾准认为,贯彻科学精神,就是贯彻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顾准文集》,p.345)。相应的,政治上也应贯彻多元主义(成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即使存在一个当时公认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也难称完善,需要在政治多元主义下允许批评和改善。

  那么顾准是否一定排斥唯理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呢?其实顾准对二者的观察更加深刻。每一个读到下面这段顾准自白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文集》,p.424)!

  通过这个自白,我们可以探明顾准对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复杂看法。一方面,顾准认识到唯理主义促进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梁(启超)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 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同上,p.247)

  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经验主义的不可取之处:

  “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同上,p.405) 。

  而在他的马恩全集阅读笔记中,他更直接戳中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命门,“实证主义确实是没心肝的,硬心肠的,无远见的,无理想的东西”(《顾准笔记》,p.348)。

  很遗憾,顾准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顾准的哲学思考过于宽泛而细节不清,但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他学术能力不足,只能说历史没有给他足够时间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就他有限的哲学笔记来讲,顾准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政治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位置。通过他对二者的评价可以断言,顾准绝对不可能反对1949年革命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他鄙弃经验主义者们在此过程中的无能为力;而同时,他又强调自己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去主张政治多元主义,和教条化的、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唯理主义对抗到底!

  2. 顾准的历史研究

  在文革期间,各路“牛鬼蛇神”被要求写个人检讨和交代材料。一次,顾准在交待所谓“罪行”的大字报上骄傲地写到,“读史”[6]。历史是顾准学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尽管材料多有限制,顾准仍然利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写下了许多含义深远的笔记。顾准不仅具有穿透中西方历史的远见卓识,他的不少讨论也触及到了中西比较研究中的根本问题。顾准的历史笔记围绕着几个互相联系的中心问题展开。什么是西方文明?以及对比东方文明,它究竟有何不同?

  上面已经提到,顾准指出西方文明具有两大思想基石,即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就古希腊哲学而言,顾准进一步考察了它所诞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写下了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一系列读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顾准特别强调了古希腊小邦林立,重视工商业以及海上文明的特点。紧接着,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融合。之后日耳曼蛮族入侵并毁灭了西罗马帝国。尽管这造成了文明的大倒退,但是蛮族入侵却留下了相互制衡的西欧封建制度(这和华夏文明西周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而古希腊哲学也并没有消失,它以伊斯兰文明为中介重新进入欧洲,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而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演进全方面显示出其在技术和制度上的优越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对比西方历史,顾准更想解读的是中国历史。在顾准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西方文明作为海上文明的典范,和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中华帝国等大陆文明等形成鲜明对比。在他留下的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阅读笔记中,顾准将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 (这一点来自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和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顾准文集》,p.243)

  史官文化极度关注政治问题。对政治问题的重视,使中国文化忽略了对宇宙论,逻辑学等等的探索。而政治权威的专横和不受限制,是近代中国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诚然,顾准的讨论过于笼统,但无疑他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东方专制主义问题。顾准发现,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解读,它既有经济基础奠基,又有上层建筑支持。就经济基础(包括政治制度等)而言,顾准发现了水利社会,田赋等因素。根据著名的水利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地理因素——协调水利需要一个强大并且集中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在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方面,顾准在传统经典中屡屡发现专制主义的痕迹。除了现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法家商鞅、韩非之外,顾准认为儒家中也有不少为专制主义背书的论述。

  也许从学术的角度看,顾准的作品流于粗陋,他的历史研究更像是历史哲学思考。他似乎将西方文明近代占优的原因追溯到了远古,而一点没有顾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众多偶然因素。顾准也没有接触到批判西方文明的作品(尼采和福柯等)。不过,只需要有一点就能确认顾准的学术天赋。在如何理解华夏文明这一问题上他提议:

  “…在方法论上,是把田制夸大为决定一切的基础。不对,不能这样做。中国的谜,必须要把精耕,灌溉,漕运,帝国,田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得到解释”(《顾准笔记》,p.20)。

  实际上,正如朱学勤所提到的,顾准基本已经把握到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精髓。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持存,其原因总是多重的。学者的责任便是在茫茫的历史材料中找到这些原因,并细致分析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我大胆断言,如果顾准生活在材料如此充沛的今天,他一定能够写出水平超过多数欧美名牌大学教授的作品(特别是在可怜的东亚研究方面,顾准的水平在70年代就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了)。顾准的历史研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他在笔记中提示了大量的研究思路。不夸张的说,这些思路可以形成许多有意思的研究题目。(在此基础上,我在第6节呼吁延续顾准的中西比较研究计划)

  现在的学者看到顾准的历史笔记,一定不会过度惊讶。倾心西化的自由派会认为,顾准只不过重复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的论调,再次(也许是更细致地)对中国传统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民国时期的鲁迅,80年代的河殇派等)。而心仪华夏文明的传统派必然认为顾准是学术半吊子,他并没有对传统进行细致且公正的解读(民国时期的钱穆,当今的学者余英时、秋风等);甚至,他对于腰斩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动力负有极大责任。下面在顾准研究的基础上,我来严肃地处理这一思想纷争。

  首先,仅从实证研究角度来说,这两派都能够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找到经验证据。这一点顾准毫不讳言:

  “(黑格尔说)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此外如梁启超的举中国学校科举制度(十年寒窗,一旦成名)为中国漫长皇朝时代的民主因素…”(《顾准笔记》,p.23)

  无论其引用材料如何丰富,当下的西化派和传统派仍然在延续顾准所列举的两种“言说方式(Discourse)”。西化派将中国传统“描述”为未开化的野蛮专制主义(好一点,至多是外表温情脉脉,实则酷烈异常的“儒表法里”的专制统治模式),这种言说方式激烈地要求变革,融入所谓的西方文明主流。而传统派则极力强调历史并非如此,有许多材料证明中国传统中有民主和法治的因素。而这两派似乎对互相交流并不积极,他们更多地热衷于指出对方学术不好(因为你没有引用我的材料),甚至有少数人只喜欢给对方扣上政治大帽子。

  这个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相当的一般性,而且它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议题。通过阅读西方历史,马克思看到了思想之间存在的矛盾: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中国的例子是:专制和自由并存于中国社会)。黑格尔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由的理想和普鲁士王国的军事专制主义(同样中国的例子是,“儒表法里”的统治模式)。就后者而言,黑格尔为西方文明设置了“理性”和“自由”的终点。对他来说,历史上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所有思想演进都只是实现“自由”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自然包括普鲁士王国)。马克思嘲笑黑格尔为专制主义张目的辩证法,而他把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本放在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之上。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只要经济基础不变,思想之间的矛盾,以及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有证据表明顾准在这一点上同意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引申来理解中国历史(《顾准笔记》,p.22)。正因为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的历史总是可以从儒法斗争等等角度去理解,同时它也不能告别王朝循环的梦魇。

  但仅从顾准的实证研究来讲,他又忠实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福柯深刻地意识到了思想与思想,思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存在,但他拒绝寻找解决方案,而仅仅满足于“描述”,描述各个思想的产生以及它和现实的互相作用。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福柯的方法论绝不预设任何整全的解释方案。在中国,西化派和传统派之间的学术争论从来没有达到福柯的高度。如果福柯研究中国历史,他一定会说,西化派和传统派的描述性研究都正确——并且研究到这一步可以结束了。争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专制还是自由毫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顾准追求的实证研究比西化派和传统派都更深刻:

  (接上一引用)“然而这都不过是皮相之谈。事实上中国的地主官僚士大夫作为一个阶级,其多变性比西欧强烈,其维持门阀毫无法律的保障而一任皇帝的喜怒,寒士成名也确实有,一旦成了举人,穷儒立即有人送土地给他(好像西方君主因为勋封臣下爵位,立即颁赐与他爵位相称的封土)等等,然而地主,官僚,士大夫确实成为一个排他性的阶级,他们和‘比动物略高一等的农民’的界限异常明确。也许在官僚,士大夫之中,还要加上‘名教’所排斥的吏在内,即水浒上的宋江这一类人物。廷杖并非普遍奴隶制的证明,正好像罗马被释奴隶的奴籍,不是划分阶级的依据一样。

  又这个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虽然其中的个别人在皇帝面前,生杀一任皇帝个人的好恶,毫无自己的举措,如英国的Megna Charta,然而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向背,往往决定新朝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威力和地位,和封建制度下的封建贵族式十分类似的。”(《顾准笔记》,p.23)

  顾准的研究部分地肯定了西化派的结论,但也并没有完全和传统派的观点相抵触。所谓的儒教官僚阶级尽管在法理上只是皇帝的办事人员,生杀只凭皇帝好恶;但要认为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便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了。历史上这个阶级的威力不容忽视,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以及朝代的改变。将这个命题扩展,中国传统的确缺乏法权概念,缺乏明确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政治权威背书(这是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但是由此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和残酷压迫中就十分荒谬了。所谓人民的“生存权利”经常性地被侵犯当然不是事实——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其实是另一套典章制度和思想体系(这是传统派所津津乐道的)。顾准对待传统有自己的态度: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都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需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顾准文集》,p.252)。

  3. 顾准的经济学工作

  顾准的经济学研究既包括经过系统思考后写下的作品,也有大量充满智慧的读书笔记。这里我们首先处理一个问题,顾准到底是不是所谓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者?这个问题也是吴敬琏和顾秀林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在细致阅读顾准的学术文章和经济学笔记之后,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至少从他的作品来看,尽管顾准支持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调控,他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详见《顾准文稿》经济学部分)。吴敬琏将顾准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说法难以成立,除非市场经济仅仅意味着在价值规律下允许竞争存在[7]。

  不过毫无疑问,顾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学习毛泽东同志“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经济部分的几点体会》中,顾准分析了苏式经济的不足。斯大林主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重工业,而这将导致国民经济的失衡。首先,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其次从长远来看,这也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产能难以向农业和轻工业释放。几个产业的失衡,造成经济发展止步不前。

  苏式计划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的制定过分强调集中原则。顾准举例说,一段时期苏联农业生产完全由联盟农业部决定,造成计划脱离实际的结果(《顾准文稿》,p.15)。于是,顾准认为应该给予地方经济发展一定的独立性,要给企业留下“计划经济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同上,p.16)。最好的结果,是将自上而下的计划和自下而上的自主性结合起来。

  因此,顾准的理想经济模式应该是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在那篇脍炙人口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顾准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计划经济”(同上,p.102)。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仅仅服从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而前者有着统一性的计划。但是,和斯大林不同,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必须服从经济学规律,并在实践上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同上,p.102)。顾准还认为,马克思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而斯大林违背或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

  如果说顾准在学术生涯的初期赞赏一种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计划经济,他在晚年仍然否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前提,即所谓“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他写到,“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顾准文集》,p.347),“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同上,p.370)。这时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一下顾准的经济学观点,顾准反对私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经济,但强调计划经济下仍然需要价值规律。

  在进入顾准的下一个经济学观察之前,有必要就吴敬琏对顾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定位做出一番解析。显然吴敬琏作为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理论家,他对顾准的评价有在历史上寻找“理论先知”并建立自身理论合法性的意图[8]。这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无可厚非。如1930-1950年代发生的“现代进化论新综合(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将进化论提出者的帽子扣在达尔文头上,其实达尔文原初的理论与其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作为顾准的学生(或学友),吴敬琏的评价有其合理之处。根据《顾准自述》,当时对顾准的批判确实有一顶帽子便是“提倡市场经济”(《顾准自述》,p.291)。如此我猜测,也许吴敬琏是抱着为自己老师正名的心理,反转了当时对顾准的批判。如果要对顾准的经济学思想进行公正的评析,我的看法如下:如果市场经济仅仅意味着允许使用价值规律和适度鼓励竞争,那么顾准可以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而社会主义的定义则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方式理解市场经济(允许生产资料私有),那么顾准不能被称作市场经济的支持者。

  顾准在经济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观察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变化。第一个是国家开始在经济生活中有意识地发挥重要作用。在30年代希特勒的“金融奇才”沙赫特以及英国的凯恩斯都开始强调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也正由于此,资本主义不再是其十九世纪强调自由竞争的英国古典形式。第二个是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顾准认为这是马克思所谓“利润率下降趋于零”的预言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第三个是工会的力量显著增强。它能够维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防止资本主义出现消费不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工会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帮助其消灭周期性的恐慌。

  可是有些奇怪,但也和顾准反对私有制相呼应的是,他在此时仍然没有打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信念。“资本主义不可能永存,它一定要灭亡。可是它的灭亡恐怕会通过别的途径,而不一定是工人阶级夺权政权的途径。关于这方面,曾经有过不止一个现代人提示过一些有趣的意见…”(《顾准文集》,p.341)笔者能够找到的顾准为此提供的论据是一个十分笼统的命题,“批判,将要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同上,p.341)。

  鉴于顾准是否还有其它笔记并不清楚,下面我只能对顾准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因做一猜测。他提到,“曾经有过不止一个现代人提示过一些有趣的意见”。可以肯定,这些现代学者中包括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而顾准正是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译者。在这部名著中,熊彼特从多个层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他给出的理由中不包括马克思所提示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首先,熊彼特提到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顾准极有可能借鉴了这一点,而且顾准“知识分子反对财产私有权”的印象很可能来自于熊彼特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讨论)。不过熊彼特对知识分子多有讽刺,并认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只起着很小的作用。转变的发生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的逻辑:“带来社会主义的不是知识分子和它的鼓吹者们,而是范德比尔特们,卡耐基们以及洛克菲勒们(笔者注:垄断资本家们)”[9]。熊彼特认为,更有组织的工业垄断资本在效率上将大大提高,而工业垄断资本发展的逻辑后果将是社会主义。而仅从理论上讲,一个由中央计划委员会控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将优于垄断资本模式,就像垄断资本模式优于传统自由放任的竞争性资本主义一样。

  熊彼特在一篇名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提到了著名的兰格模型(Lange Model),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原则上不排斥竞争,并且可以利用价值规律。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这位波兰学者身上,也许可以一窥顾准为社会主义描绘的经济蓝图。顾准的日记显示他从1957年就已经开始阅读兰格的作品(《顾准日记》,p.353) 。而兰格模型在理论上表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按照消费市场对于商品的需求采取进行生产调节,如此资源配置仍然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将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的逻辑结果一致。

  不少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如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都批评上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启蒙理性过度膨胀的产物。人们对理性的自负使他们以为凭借一些数学工具进行设计就能把握复杂的人类经济生活。要完成如此艰巨的资源调配任务简直需要一个全能的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加信服沃格林和哈耶克的论证;不过,批评兰格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有证据表明,晚年的兰格一直在研究计算机科学在经济调控中的运用,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计算机就是可以完成资源调配任务的上帝(或者是扎米亚京《我们》笔下的大恩主?)。不过就顾准而言,一个大胆的猜测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产方式也许兰格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社会主义体制既承认科学理性的巨大作用(计算机!),同时又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调控,比起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来还更加人道。这可以从顾准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中得到部分佐证:

  “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本质不同之点是:(一)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以代替自由竞争;(二)以社会的积累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代替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冲动”(《顾准文稿》,p.26)。

  更进一步,也许顾准认为自己有比兰格更高明的东西。在顾准的《新生日记》中他比较了美国和苏联的现代化模式。美国遵循了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模式,而苏联在和平时期依照战时经济模型进行建设。这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一战后已经是世界经济霸主,而苏联的最基本的国民消费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顾准认为,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发展道路对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顾准甚至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这样做的结果,宏观经济就始终居于微观经济的首位,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就成为雕虫小技(虽然是有用的),政治就居于经济的首位了”(《顾准日记》,“Lange不过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和解决这个问题”,p.285)。

  四、国士顾准

  顾准在上海的会计学界崭露头角,后投身革命。解放战争后历任上海财政局局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等职。尽管这两项工作都以顾准被撤职而告终,但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以及社会工作经验。曾经身为党国高官的顾准,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也使顾准的实际形象和自由主义者给他贴的干瘪标签完全不同。

  实际上,这种“谋国者”的国士形象在传统文化中层出不穷。萧何月下追韩信,正因为韩信作为将才,“国士无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开说大计,三分天下,为蜀汉基业奠定了基础。而顾准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延续了这一角色。只不过西学东渐之下,中国的士人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中华帝国,而开始放眼世界。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顾准评论到:

  “已经看得出来,在这个多元体系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四个中心是北美,西欧,俄国和远东,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印度理当成为一个中心,但近年来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阿拉伯世界和北非能否成为一个中心还是疑问…黑非洲应该是一个中心。太落后,一个世纪内还不太可能有形成一个中心的眉目。拉丁美洲大体上是要(和)北美溶合在一起的…”(《顾准笔记》,pp.318-319)

  顾准这一段评论来自于他为著名经济学史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名著《经济成长的阶段》所做的读书笔记。而这本书,则是上个世纪脍炙人口的现代化理论之精华所在。现代化问题是顾准关注的核心议题。可以说,顾准从“谋国者”的角度研究现代化理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了大量有益的思考。

  他首先关注的是西欧的现代化。这里他仍然贯彻了历史多因说的研究方法。“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顾准文集》,p.325)。首先,他同意罗斯托的说法,“地理发现”和“科学积累”是西欧国家共有的现代化条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家即英国又有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它拥有丰富的基本工业资源,政治,社会和宗教变革在1688年已基本结束。反观大陆列强,荷兰过分致力于金融和贸易,缺乏制造业基础。法国深陷欧洲战争,缺乏航运和海军力量。针对西欧(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代化,顾准观察到这个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对外扩张,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被政治军事势力和经济势力联合推动。西欧国家一般经历了先喜剧后悲剧的军事扩张后,才开始安心于国内的福利国家建设。

  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顾准的另一个兴趣点是俄国或苏联的现代化。尽管俄国的现代化始于1861年的改革,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才使现代化真正完成。顾准也将斯大林称为沙俄晚期工业化的主导者维特伯爵的继承人(《顾准笔记》,p.332)。在斯大林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必须提供剩余收入供现代化部门之用,这在中国,苏联都做得过头到杀鸡取卵的程度了”(《顾准笔记》,p.303)。这显然是斯大林有意为之。顾准转引斯大林《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额外税”(《顾准文稿》,p.4)。这种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本质上是国家严酷剥削农民以支持快速的工业建设。苏联的工业化又是战时经济模式。它缺少大英帝国拥有的广阔殖民地,又因意识形态问题造成周围强敌环伺。于是自我消耗(比如消灭富农)进行快速工业化成为了不得不采取的选择。而这种战时经济模式,对苏联经济有着两个深远影响。其一,在《新生日记》中顾准提到,苏联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其实质是一个现代化的军事怪物: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苏联建设,是在和平时期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以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顾准日记》,p.284)。

  其二,正如罗斯托所说,尽管战后的苏联已经在工业技术和工业文化上相对成熟,它却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建设一个消费主义社会:

  “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积重难返,任何药方投下去,总要被政治因素所抵消——到现在,苏联海军已经游弋全球,征服太空的活动咄咄逼人,然而西红柿黄瓜面包的问题却迄今解决无望。所谓经济改革,一碰到预算战争的压力,其预期效率不得不全成泡影”(《顾准日记》,p.284)。

  苏联共产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顾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体制必然会带来这一弊病问题。他为共产主义辩护:

  “Rostow把这(共产主义)称为病症。可是,Rostow应该记得,1848年前,英国的儿童妇女劳动,12小时至16小时的劳动,英国的有私生子的姑娘特别容易嫁人,矿坑中的妇女等等,难道不能称为病症?难道资本主义一下地就是高额群众消费?难道可悲的大众贫困和‘大王’们的豪华的强烈对比不曾震惊过这一代人的良心?…当然共产主义是有它自己的病症的。只要它能够解决农业和小生产问题,解决民主化问题,它必将更人道,更公平,发展更快…民主化的多元主义并不是不可分离地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顾准笔记》,p.326)

  在前面我猜测过顾准心目中理想的现代经济体制,顾准为共产主义的辩护正好可以与之互相呼应。他实际期望的是一种由科学技术主导,受到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而这种体制如果能够解决民主化问题和多元主义问题,它将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观点明显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就此,顾准提出了在文革中饱受批判的“社会主义两党制”模式以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竞争(《顾准文集》,p.370;《顾准自述》,p.330)。

  研究现代化理论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顾准关注的核心议题。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叙述,已经被划为右派的顾准曾经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对大炼钢铁出言嘲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这也是一场蛮干!…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10]他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

  “Rostow对教育和科学技术这一项社会经营资本一字不提,这时他眼光狭窄所致…”(《顾准笔记》,p.304)

  “科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Newton,Watt是分不开的…”(同上,p.311)

  “牛顿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同上,p.330)

  在详细考察了美国,西欧和苏联的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之后,顾准的下一个议题则是现代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亚非拉美等落后国家的经济腾飞问题。在顾准那里,这也是“解放”和“革命胜利”的问题。首先顾准敏锐地察觉到“革命胜利”所面临的最大阻碍是所谓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剪刀差”现象:

  “当某一个或者一些工业国家达到‘有组织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必然成为牺牲品。现在,老式殖民主义是代价昂贵而收获不多的,通过Big Company,Big Union的狼狈为奸,用剪刀差来剥削不发达国家,既可以博得国内Welfare State,Great Society的美名,又可以把巨额收入的少量剩余拿来作援助”(《顾准笔记》,p.277)。

  而顾准对落后国家的建议则部分预言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经济政策:

  “在目前这个新技术逐步代替单纯的设备投资的时代,具有无穷无尽的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只要越过‘起飞’的困难(而‘起飞’的困难,最主要地来自技术教育的不普遍),可以以从来未见过的速度增加它的生产。只要劳动生产率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我们就不仅可以争取了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也可以大胆地进入先进国家的市场,日本汽车向美出口即是一例,香港今天生存的秘密也在这里。这种‘竞争’——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竞争——可以打破Big Company,Big Union的狼狈为奸,同时又是消除国际市场剪刀差的唯一办法…应该特别注意,亚非拉人民真正得救,落后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唯一希望正是在这里,所以,这时唯一救助他们的道路,其他不过是高调而已。单一作物的农业国家大体有其地理上必然的理由,改变其农业结构的努力若(只?)会形成种金子收银子,这时坑害他们而不是救助他们。唯有工业品的这种国际竞争,才会把颠倒了的价格结构重新颠倒过来,而唯有重新颠倒过来价格结构,才能够使他们真正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使他们能在维持目前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获得大量经济建设的积累资源。否则的话,只能是帮倒忙”(同上,p.278)。

  后发优势!顾准提前预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所在。那么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何具体思考呢?其实,他的思考从大跃进时期已经开始。他认为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下定决心采取斯大林模式进行工业建设的标志,这在一方面是赌博式的:

  “1958春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Return to 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大跃进,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加上外来的刺激,预示决定走Stalinism的道路。而Stalinism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顾准日记》,p.149;一个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推测,见p.231-232)。

  而另一方面,所谓“赶英超美”等不切实际的目标被顾准斥为浪漫主义口号浪费时间(《顾准笔记》,p.315)。顾准也对把技术文员看作废物的做法深恶痛绝(“不要糟蹋他们了”,同上,p.305),天朝威仪的借尸还魂又阻碍了中国人对自己前景的认识,“召唤人们做出一些义和团的蠢举”(同上,p.324)。

  顾准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尽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实际情况是,农村子弟都不愿上学,愿意捣粪挣分了!同上,p.306),以及中国在全球政治外交和经济版图上所处的位置。顾准在60年代末已经考虑到和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并建议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开发美国市场(同上,p.278)。同时,顾准视日本为中国的榜样。在察觉到日本和美国之间离心离德之后,顾准建议中国和日本靠拢,形成东方同盟对抗美苏两大集团(同上,p.323-324)。顾准是清醒的:

  “不此之图(大力发展经济),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几十年而力求旦夕间扬威环球,真像Wilhelm在1890——1918年这三十年中一样,吃不到羊肉,反而惹一身骚”(同上,p.323)

  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他也是非常乐观的:

  “8-10亿中国人口的一半,进入高度有效率的工业生产中,而当时劳动力价格由于农村人口的抑制还极度低下,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拥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那个时候,英国的1968年(笔者注:英国世界霸权的旁落)就是美国的榜样”(同上,p.315)。

  也正由于此,顾准在评论也许是当时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时称他是“肤浅的观察家和居心叵测的谋士”。费正清针对中国有两个基本结论。其一,中国将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化和技术水平不会有什么提高。其二,美国应该利用中国来和苏联,日本以及西欧进行或政治或经济的竞争。鉴于此,顾准(似乎有些反应过度地)大声疾呼:“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同上,p.344)。

  五、义人顾准

  李猛教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11]。道德的提升,并不是简单地掌握一些道德教条;道德的教育,显然也不能依靠灌输教条的方式完成。华夏文明的传统之中,进行人格培育的一个主要方法便是寻找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在充分了解其所处历史境遇后设身处地地体会其道德选择。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做好人的不易以及道德的价值。

  顾准延续了中国伟大的士人传统。他们不仅才学出众,而且品性高洁。顾准在品性方面对自己严苛的要求,似乎也为当下忙着给顾准贴上或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标签的人提供了榜样。伦理不是在“民主自由”,“国家利益”等等空洞大词的掩护下挥舞道德大棒,而是在丰富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对自身的严格要求。

  在文革后期坚持不见父亲的顾秀林责备自己的叔叔陈敏之利用顾准挂羊头,卖狗肉,宣传自己的主张。不过陈的品质只从一件小事便可知晓。在十七岁时,入党还不到一年的陈敏之在上海被捕。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写道,尽管“从审讯中我逐渐弄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追捕顾准。这个目的他们没有达到。但是我确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个人历史的污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辩解,更没有想加以抹煞…”(《我与顾准》,p.2)。可以想见,这次错误对于陈敏之来说是何等耻辱。不过,和参加文革并酿成惨剧且直到今天都拒不道歉的那些人相比,陈敏之勇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

  顾准的道德操守同样表现在他对待耻辱的态度上。而这也是士人传统人格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也。根据顾准自己的记载,“淮海扫荡中的逃兵行为,是我终生的耻辱…唯一可以勉励自己的是,‘知耻近乎勇’”(《顾准自述》,p.92)。

  在大跃进甚至告密之风盛行的文革时期,即使遭受毒打,即使对方和自己有私人恩怨,顾准也坚持绝不构陷。他时常进行自省。当他在饥荒中为求一饱时,曾经产生了卑微之感,并感叹自己已经缺乏青年人的献身精神(《顾准日记》,p.227)。

  在文革结束之后,各类干部知识分子痛斥文革,并激烈地控诉其带给自身的痛苦记忆。顾准可能并没有这种意向。他在息县下放之后回到北京议论某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求中央落实政策:

  “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之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 (《顾准文集》,p.305)。

  顾准根本无须抬出“自由”,“国家”等等大词。如果某些民国的文人只在大都市上海控诉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打着反思国民性的旗号兜售着充满情绪性的私货,顾准亲历身为,参加革命以及战后建设。如果文革中所谓饱受折磨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一进城便要求落实待遇和反思苦难,顾准念兹在兹的是农村的穷困、表达的是推进工业化建设以结束糊口经济的决心。如果80年代的“河殇”派在“黄土文明”等大词的掩护下,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蓝色文明”优越感的前提下拒绝对中西文明的区别进行深度研究,顾准则深入中西典籍,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冷静地给出了解决之道。如果掌握了宇宙真理“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们,想象着为了一个未来的目标就可以放弃对此生道德水准的要求,顾准时时实践着此世的道德原则。如果现代社会的左派和右派在各种主义的掩护下互相指责和辱骂,顾准则将其当作对自身品性的磨砺。

  顾准在晚年达到了思想上真正的通透和澄明,也许这是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才达到的境界。在息县面对妻子自杀的痛苦,他鼓励自己要活下去(《顾准日记》,p.266);在北京面对肃杀的政治环境(顾准想见老母亲都不可得),他坚持每天去北京图书馆进行学习研究(见尾注5);而获悉自己癌症不治之后,他只是遗憾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并鼓励吴敬琏“待机守时”[12]。用韦伯的话讲,顾准找到了能够撩动自己心弦的魔神(学术研究以及中国复兴),并以超强的生命意志向其迈进。

  六、顾准的中西比较研究计划

  根据陈敏之先生的回忆,顾准在文革期间曾经拟定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他意图通读东西方历史,并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上文已经表明,在顾准的历史笔记中他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他提出的问题,尽在于如何理解西方和东方(中国)之间的不同。到底是哪些因素,是“经济基础”,抑或是“上层建筑”,决定了这些不同?

  不出意外,这个研究计划立马会引起当今学界的警惕。理解中西不同?这难道是要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八十年代河殇派以来的风气,以“西方进步,中国落后”的预设对中国传统进行新一轮的批判?无疑,对顾准的肤浅自由主义解读秉承了这种思路。这时候吴增定教授对顾准形象的定位也就不无道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争先恐后地讴歌一个名叫顾准的自由主义‘圣人’。原因不外乎是顾准认为,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只是黑暗的封建专制,而西方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有了自由民主传统”[13]。而吴增定等的正面立论则代表了学界的另外一种思路,即“西方进步,中国落后”的预设是对历史的一种粗暴简化,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在科学研究上有效的假设,而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争论的反映。而这种打着科学旗号的粗暴简化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吴增定说,“一个民族在肉体上被打败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她在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从而放弃了对自己文明的绝对自信,并且把自己等同于被征服的奴隶,自觉地接受征服者灌输给自己的奴隶道德”。

  但是,顾准的思想远非这两种思路所预想的那么简单。下面是一个例子,顾准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缺乏有自然法理论奠基的一系列权利观念。但顾准的意思是,这仅仅从法权的角度而言。从中国古代缺乏权利观念就推断古代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残酷压迫中是典型的智力低能表现。中国人在古代毫无实际的经济权利?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决定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并不是一套关于权利的观念,而是一种“礼”,“法”交织的政治伦理体系。而这正是当今学界梳理传统时需要处理的一个热点问题。

  同时,我想在西方学界,研究西人在近代以来如何进步几乎是一个完全落伍的思路。美国的全球史学家们力图表明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和东方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例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哲学家尼采和福柯的工作(如果将他们的逻辑推到极致) 已经表明进步是一个十足荒谬的说法。对尼采来说,“进步”是基督教奴隶道德的胜利;而福柯则把重点放在了对西方黑历史的挖掘之上。

  不过,这些学界新潮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中西比较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程度。第一,所有重新梳理中国传统的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忽略传统中专制主义的一面(上文已详述);第二,西方学者对自身黑历史的挖掘仍然以启蒙以来流行的价值观为框架。他们采用尼采和福柯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他们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只是在批判西方黑暗的过去,这从实际上从反面印证了启蒙和现代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

  中西比较以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反思仍然是我们的一个迫切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像极端的西化派那样,武断地给我们的传统扣上各种帽子,直指西方文明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也不能如极端的传统派那样,以美化自己的传统为要务,从而对传统中的问题视而不见,有意回避。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指导方法。站在西化派的角度讲,新方法应该是通过西方视角对中国传统进行最全面的系统反思(集合启蒙以来的西方学者以及清末以来的中国学者的精华)。站在传统派的角度讲,这个反思应该是简单化的“西方进步,中国落后”框架的终结,是开始真正自信地进行文明重构的开始。综合二者的长处,我们既需要避免无限地美化自身传统,也不能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新的思维方法也必将超越这两种极端思路,文明重建必将以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文化的精通为基本条件。

  顾准先生力透纸背的精彩评论昭示着哲人穿透历史的伟力。他既没有文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丑陋的中国人”式的矫揉造作,也没有各类学者(从传统派到自由派)中常见的浪漫主义妄想。他深知改造传统和国家富强的不易,但他坚持凭“笔杆子”深刻地剖析传统以及提示华夏文明未来的希望。尽管人生经历了深重的痛苦,顾准总以在中国完成文明复兴,再现“神武景气”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顾准坚信,人的“自由行动”能力能够完成伟业。

  如果自然世界千年不变,甚至它即使变了(比如产生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对其毫无兴趣;相比之下人的世界却处于时而和缓,时而剧烈的永恒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从积极的角度我们把它称作文明的再造。一个伟大文明再造的源动力正来自于其后人有意识的“自由行动”。尽管在近代以来饱受挫折以致怀疑我们的文明根基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我们毫无疑问地依然沐浴在华夏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我们的“自由行动”,正是要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回返经典完成“古老思想和理想强有力的再生”。事实上,我们在明代之前的祖先在和外来文明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早就明白,华夏文明从来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静止”实体,它存在于每一步“动态”的自由历史行动之中。用西方哲人的话讲,存在即时间,本质只在现象中凸显。

  顾准生前屡屡念及自己的历史研究计划,却因病魔无情而无法使他的智慧惠泽华夏民族。而我辈学者,才学不及顾准之万一,也没有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却借时代之气运接触到更多历史材料。由此,我呼吁根据顾准历史笔记中的提示,梳理,补充以及完善各个中西比较命题,借此系统性地深度考察中西文明区别,提示华夏文明未来的可能去处。在顾准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学者对他的最好纪念也许是追随他的事业,完成中西比较研究计划。

  附:顾准历史笔记中中西比较的重要问题(举例)

  l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和水利社会(《顾准笔记》,pp.7-24)

  “东方专制主义”是早期西方学者恶评东方的一个理论框架,来自于德裔美籍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而马克思也有类似框架,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历史学界似乎已经被完全打死,被认为是过分宏大的不当归纳。对现在的历史学界来说,深入历史细节才是可取的。不过,我认为对“东方专制主义”问题的忽略才是不可取的。它既有深刻的启发——比如从生产方式看问题,也有其不当之处——专制的定性是否恰如其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大问题。

  l 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问题(《顾准笔记》,p.57)

  顾准就此大致有三点评论。其一,中国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宗法制度,而非罗马法的契约观念。其二,中国封建制度在于开辟征服同化蛮夷,而不是罗马帝国退化乡村化的结果。其三,中国封建文化起源于部落习惯和农业经济,而不是一个大帝国分崩离析后的割据。中西封建制度仅仅形似,远非神似。

  l 礼法和西方自然法传统的比较(《顾准笔记》,p.24-25)

  顾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人生而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但由此推论中国古人生活在残酷的专制压迫中纯属无稽之谈。中国的“大地之法”或“礼法”同样复杂精深——它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

  l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和西方贵族阶层(《顾准笔记》,p.23)

  顾准在此问题上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评论,他认为所谓普遍奴隶制,科举民主制等说法都只是皮相之谈。尽管原则上皇帝对士大夫阶层有生杀大权,但是他在历史实际中极少残酷对待他的儒教官僚们,而士大夫阶层在朝代瓦解时的选择对于王朝变更有着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似于西方的贵族阶层。

  [1]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6skhfjLmvsWcQoDNrkpisYtbXzUpT5SFpF0_ss61nDlVxHLiKAXzn84tSPt6BQ-bg8xkzrLpBljTOJc1FdB_x78InU3FfWvGiVjmdHUCSWe,也可见朱学勤的回应,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出自《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5052g.htm

  [2]彭淑等,“顾准之子:毛泽东缔造这个国家容易吗?”(出自《南方人物周刊》),http://news.qq.com/a/20110816/001232_1.htm

  [3]李猛(转引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三联书店版,p.143),“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出自《社会学研究》),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149-7.html

  [4]从学术角度来讲,陈敏之先生将自己和顾准的部分通信命名为“从理想主义(idealism)到经验主义”可能并不恰当,从通信内容,特别是顾准的原意来看,“从唯理主义(rationalism)到经验主义”可能更为合适。不过从政治角度看,这些通信是顾准对自己革命理想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能更好地反映了顾准的心路历程。

  [5]也许此处顾准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地追随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的讨论。康德的一个核心关切是他意图反驳的认识论理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后面我们也将看到,和康德一样,顾准也在警惕唯理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合流。

  [6]柴静,“顾准:精确地预言‘文革’暴风雨”(出自《学习时报》),http://www.qstheory.cn/wz/ls/201202/t20120206_137157.htm

  [7]这种观点受到范为常先生博客文章《顾准其人其学》的启发,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3027f01019o4o.html,但范先生的问题在于他不了解文革时对顾准经济思想的定性即是鼓吹“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

  [8]但顾秀林责骂吴敬琏为权贵资本主义背书就是无稽之谈了。吴敬琏在纪念顾准的文章中,已经明确反对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一种时尚。以损人利已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正义和公共道德弃若蔽履,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的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参见吴敬琏,“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http://money.163.com/15/0119/15/AGB60R2900253B0H.html

  [9]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2003, p. 134

  [10]易中天,“走进顾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120125565.html

  [11]周哲、李猛,李猛专访:“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出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5945

  [12]“顾准之死”,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http://v.ifeng.com/documentary/figure/201104/80b493af-b508-40a4-9846-19b0056fd9f6.shtml

  [13]吴增定,“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341363/

  有关顾准的主要一手和二手文献:

  顾准,1994,《顾准文集》,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顾准,2002,《顾准文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2002,《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2002,《顾准笔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2002,《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敏之、丁东(编),1998,《顾准寻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

  陈敏之,2003,《我与顾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高建国,2000,《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蒋贤斌,2010,《顾准思想研究》,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罗银胜,1999,《顾准传》,团结出版社

  作者:陈勃杭,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在读博士,主攻方向为活力论(vitalism/energetics)、精神的自然现象学、达尔文主义、科学史与哲学史、欧陆科学哲学研究。其它研究方向为英美科学哲学、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东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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