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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言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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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6年08月25日 文章来源:吉林日报

  描摹评说莫言先生的文章多如牛毛,但多半无关紧要,可说可不说。前些天初见莫言,本欲“莫言”,可还是按捺不住,写吧,顶多也就是给“无效写作”增添一个例子罢了。

  获得诺奖后,无论莫言出现在哪儿,诺奖都是一个无法脱落的标签。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会场,当看到很多汉学家争相与之合影,言谈神态里满含欣赏之色,我便更加生动地感受到诺奖之于作家的影响。

  “最近十几年来我感觉地球转得越来越快……现在的高铁特别快,我们长春还生产高铁车厢。”莫言的铺垫总是很有意思,没过多久即话锋一转,“什么都可以快,但我觉得文学创作应该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翻译工作也应该慢下来……慢慢写、慢慢翻译才可能更精细。”他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获诺奖时的演讲,不紧不慢,从容自如。

  分组讨论时,莫言依旧如此,坐其左侧的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拿着手机悄悄地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边看论文集,边听大家发言,丝毫没有察觉。陈安娜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蛙》,她曾对媒体谈及感受,“他(莫言)话很少,但作品里的话语很多。”虽然初见,我却有着与陈安娜相似的感受。

  莫言很放松,他解开衬衫袖口的扣子,袖子瞬间耷拉下来,像袍子似的,仿佛有风在袖间涌动。他时不时地抖动着右腿,一次八下左右,偶尔两腿同时抖动。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一幅莫言的照片。

  四月中旬,家父传给我一幅照片,是家父好友、摄影家谭长谷拍的。照片上,莫言戴着手表和木质手串的左手掌心向外,右手握住左手,轻放在翘起的腿上,双目微闭,那种放松的感觉和会场上的状态极为相像。

  今年春天,画家杨明义伉俪邀谭氏一起去莫言家做客。登门后,见三人相聊甚欢,谭氏情不自禁地给他们拍照。不久,谭氏将照片送去,莫言对作品很满意,尤其是对上述似佛陀的“闭目养神照”。谭氏遂请莫言给其住处赐题名号,杨明义解释道,“长谷家地处周恩来故居斜对面,倚于文渠。”莫言略思,书曰:“枕溪楼”。墨宝上有一闲章,“天仓社斗”,很多人不知其意。

  细心一点,是可以找到答案的,“社斗”是莫言的小名,“天仓”是因为莫言生于农历正月二十五,此日恰是传说中的仓神的生日,即天仓节。很多地方在天仓节,都有“做丰盛饭菜,往粮仓里添粮”的习俗。

  不巧的是,莫言在少小时并没有沾仓神的光,忍受着饥饿,甚至一度将每天吃三顿饺子视为写作的原始动力。他在演讲中常说饥饿和孤独是其创作的源泉,正是如此,他不仅自己告别了饥饿,还将诸多精神食粮送给读者,尽力让他们告别精神的饥饿。

  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激动便会取代安静。比如墨西哥汉学家莉娅娜讲到翻译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的难度时,坐在莉娅娜对面的莫言便插话、调侃,引出阵阵笑声。

  茶歇时,我呈上两本书请莫言题签,陆续又有一些朋友“求签”,都签完后,莫言问,“笔是谁的?”一旁的散文家陈晓雷说,“是马犇的。”莫言自言自语地复述一遍,把笔还给了我。小细节里亦不乏趣味。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批作家刚出道的时候,有人评价我的小说在语言上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纠正他们,其实我是受到了翻译家的影响。”会上,莫言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家的实力与魅力。虽然不懂外语,但莫言对翻译的众多认知都很独到,他坚信译者忠实原著与创造性翻译并不矛盾,最好的翻译就是好像没有翻译。

  会议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分组讨论的会场,寻了半天,也不见莫言的桌签。很多朋友带来成套的、连夜准备的没拆封的莫言作品翘首以盼。茶歇时方得知,莫言提前回去了,那些朋友颇感遗憾。其实,认真地读莫言的作品,偶尔回忆莫言在此次会议上的致辞和讨论,遗憾终会被深度的热爱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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