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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不良风气:吸毒为炫富 认爹为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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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5年11月24日 文章来源:光明网

  近日,娱乐圈再现吸毒“二进宫”丑闻,对此,某导演说:“我曾亲见多位演员在拍摄间隙蹲墙角聚众吸大麻。艺人涉‘黄赌毒’,特别特别糟糕。圈子里风气不正。”

  古代社会有着诸多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风潮,古人们明知有害无益,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却成为了一种互相攀比的资本,甚至发展成为所谓的圈子文化,经久不衰。这种不良风气带给社会诸多弊端,从古至今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有些所谓的“圈子”万万进不得。

  吸毒 为炫富,摆“毒宴” 生病也要诳称“散发”

  “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始作俑者是三国魏时的何晏。据魏晋时期的皇甫谧在《论五石散方》中记载:何晏最初服用五石散,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觉得服药后神清气爽,体力转强。由于何晏是当时所谓的名人,在其渲染五石散的功效以后,对魏晋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文人学士也跟风而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与何晏同时而略晚的著名医家皇甫谧,他因为服五石散,深受其害,出现了风证、耳聋等痹疾,长达百日。不仅如此,他的族弟以及他所知的一些人,都因服五石散引起舌缩入喉、痈疮陷背、脊肉溃烂等疾病。

  据其考证,从魏正始到唐天宝之间的五百多年中,服五石散的人可能有数百万,因此而丧生的人也可能有数十万。沉迷于五石散的人中不乏王公贵戚、名人学士,如司马丕(晋哀帝)、王羲之、王微、贺循等。其风潮也波及平民阶级中的男女僧道,甚至穷人生了病也诳称说是“散发”(五石散发作),借以掩饰贫病。可见服五石散竟然引得世风时尚为之改变。

  到了近代,由鸦片引发的毒雾一直弥漫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数中国人的身体在鸦片控制之下而扭曲异化,吸食鸦片也随之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由于鸦片最初是在官员和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之间流行,因而抽鸦片也就成为了一种时尚和财富地位的象征,富人们竞相效仿。同治年间,北京就曾出现“其走马坐热车,不抽大烟不算阔”的谚语。

  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就曾记载了诸多乱象,例如有人在挑选妻子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女方擅长吹烟泡,可见此时吹烟泡已经成为了像女红一样重要的手艺;在亲朋好友聚会或红白喜事上,摆上几张烟榻放上几杆烟枪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河南省的一些地方,招待陌生人的不是一杯茶,取而代之的是鸦片烟枪;在汕头,如果一个行商的商人不为顾客摆上烟枪,那他会被认为怠慢客人了。

  关于吸食者的排场与豪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可谓极具代表性。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50万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杜月笙于农历六月举行空前的典礼。蒋介石、徐世吕、段祺瑞、曹锟、吴佩乎、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到浦东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家唱三天堂会。席棚内摆开两千桌酒席、万余客西餐;还一字排开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调来28个签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三天里竟烧掉上等鸦片烟膏整整8000两。典礼共花去几百万两银元。

  从魏晋兴起的五石散到近代流行的鸦片,毒品的横行不仅仅是因其具有成瘾性,也因人为追捧愈演愈烈。这种病态的攀比风气,使得多少家庭坠入恶魔的深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炼丹

  “长寿”药骗走了

  多少帝王命

  丹药,古代又称金丹,乃金液(黄金炼成)、还丹(丹砂经烧炼可循环变化)的简称。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之一,作为帝王们追逐“永生”的手段,风行千年之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神仙之说与神仙方术就广为流行。到了汉武帝时,一名叫李少君的方士,就曾经用“祠灶、谷道、却老方”取得武帝的欢心。“谷道”大概就是辟谷之道,“却老方”就是长生不老的方法,而“祠灶”就是早期的炼丹术。这种方术据说是使丹砂(朱砂)变成黄金,这样的黄金用作饮食器皿就会增加人的寿命,然后才能见到海中的蓬莱仙人。

  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刘安,《汉书》中曾记载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人十余万言。”从中可以看出,其炼丹规模甚大。

  炼丹在汉、魏之时盛行。葛洪是炼丹的倡导者,他的炼丹秘笈是从其师郑隐处所得,渊源有自,属于正宗。但他的老师“家贫无用买药”,徒有技术而无法施展。葛洪得传之后20余年,“资无担石(形容米粟不多),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著名如葛洪尚且无法试其牛刀,可见炼丹、服丹在当时虽是社会时尚,但因财力、物力的原因并不普及。

  唐朝时,由于统治者自认为是老子后裔,所以特别推崇炼丹术。由于国力的强盛,炼丹的风潮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从帝王到民间士绅,从文臣学士到武将藩部,都嗜于炼丹。

  终唐一代,上自太宗,下至僖宗,无不与炼丹相关,“唐诸帝多饵丹药”。《唐书》载,“太宗服梵僧延年药而殁。”唐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为服丹药中毒而死。唐代宰相李泌、刘晏、卢钩,武将李抱真、安禄山、高骈、董昌都曾参与炼丹。另外,《医说》中记载:唐代朝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李千、归登、李虚中、孟简等均为服丹而死。

  除去官员外,众多文人也曾加入到炼丹的行列中。白居易在晚年有诗《思旧》一首:

  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

  其中“退之”指的是韩愈, “微之”所指元稹, “杜子”说的是杜牧,“崔君”则是崔元亮。

  至明清之时,依旧有皇帝死于丹药,明世宗嘉靖终日深居西苑炼丹;明光宗朱常洛命丧红丸,引发了明代三大奇案之一——“红丸案”;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因炼丹、服丹慢性中毒而亡。

  一场追寻“永生”的炼丹之风,绵延了千年。然而,丹药企图长生不老的根本目的却颗粒无收。不仅如此,炼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化学品对人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历史上许多人因为迷恋丹药,抛家弃子,一事无成,最终非但没有长生不老,反而早早地一命呜呼。

  认爹

  忍气吞声

  只为追名逐利

  中国古代的干爹和干儿子,也大抵是爹有面子儿倒贴的格局。

  有记载称,曹操的老爹曹嵩,就是这样一个主动认爹的干儿子。他本姓夏侯,却认了大太监曹腾当干爹。傍上个大太监,虽说名声差点,却因此让本是“不知所从处”的小家小户蹭进权贵行列。曹操年纪轻轻,20岁起家就做了个郎官,没多久又被提拔为洛阳北部尉。那位“大汉皇叔”刘备靠实打实的军功起家,第一个行政职务也不过是安喜县尉而已。

  此后历朝历代,这种“主动认爹的干儿子”史不绝书。

  南朝时,梁朝大将夏侯夔有个儿子夏侯譒,为巴结叛将侯景,就把“夏侯”的“夏”去掉,自称“侯譒”,做了侯景的干儿子。

  稍晚一些,北朝权臣和士开有许多干儿子。有一次和士开得了怪病,医生说要喝大粪汁才能痊愈,和士开喝不下去,某个干儿子就身先士卒一饮而尽,感动得干爹豪气干云,拿过大粪汁痛饮一番,据说怪病就此好了,这个干儿子自然大有好处。

  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干儿子更不计其数,号称“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许多都是现任官员、将领,有些原本官职低微,像李蕃和李鲁生,原先才当过县令,“认爹”后平步青云,被提拔做了御史和给事中;有些原本官职就不低,像“五狗”之一的周应秋进士出身,“认爹”前就是工部侍郎,而拐弯想“认爹”还没贴成的顾秉谦,则是货真价实的阁老,他们“认爹”,则是希望沾上“干爹”的霸气,好“更上一层楼”,至少在和同僚倾轧时能占上风。这些人“认爹”后充当魏忠贤爪牙,活动能量极大,把明朝搞得乌烟瘴气。

  “认爹”的牺牲很大,常常被人瞧不起,就算当面不说,背后也没什么好话的。要知道中国是宗族社会,干儿子、赘婿之类地位很低。汉武帝要远征大宛,缺乏兵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干儿子、赘婿和刑事犯中拉壮丁,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一旦“干儿子”成了气候,往往会悄悄抹去这道难堪的痕迹,比如做过石敬瑭大将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起兵之初也曾被契丹世宗耶律阮认作干儿子,甚至有文字作证,但他即位后不久便“毁尸灭迹”,不承认有这段往事。

  古代官场盛行的“认爹”潮使得官场更加乌烟瘴气。官场以拜认干爹来分“帮派”,那些“认爹”官员的目的无非也就是为自己寻找一把“保护伞”,从而放肆捞钱或是增加官场晋升的政治资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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